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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生,醫療,患者,醫患,病人,事故,醫院,一瞥,

醫生,醫療,患者,醫患,病人,事故,醫院,一瞥,

本報記者 田 泓攝

近年來,醫療糾紛越來越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。如何有效預防和解決醫患沖突、構建健康和諧的醫患關系,也是各國共同關心并努力解決的重要課題。

醫療事故在國外就少嗎?

在發達國家,一些醫生的水平也不那么“靠譜”

最近,記者的德國朋友尤利婭·西蒙哭訴說,她原本只需要一個小小的補牙治療,卻被牙醫誤操作成了牙神經裸露。“補牙后牙痛不止,醫生卻說是因為我的牙齒太敏感,讓我熬了快一個月才重新打開所補的牙拍片,之后發現大片牙神經已腐爛,必須徹底殺死牙神經。這顆牙算廢了!”西蒙說,造成失誤的醫生正在度假,在她再三爭取下,醫生才開了轉診證明,如今她在另一家診所進行牙神經殺死治療。“等我看完這顆牙,一定要投訴這個醫生!”朋友憤憤表示。

事實上,德國醫生并不如想象中那樣“靠譜”。德新社援引專家分析稱,根據往年數據,2015年德國預計會有4萬至17萬起誤診事件。誤診嚴重的病例,則被認為是醫療事故。德國醫療保險醫事鑒定服務中心(mdk)今年5月發布的《2014年醫療事故評定報告》統計顯示,2014年,mdk共鑒定14663起關于醫療事故的申訴,其中,1/4的申訴最終被確定為醫療事故。小型專科診所是被申訴的主要對象,約占所有申訴數的75%。據統計,每年針對醫療行業人員的法律起訴超過4000起,外科與骨科醫生最容易和病人對簿公堂。德國患者安全聯盟(aps)今年4月發布的報告顯示,光是醫生把手術紗布或棉球遺忘在患者體內的醫療事故,每年就有約3000起。除粗心大意外,醫生對病患并發癥的“后知后覺”也是造成醫療事故的重要原因。

俄羅斯醫學院院士丘查林2014年的研究結果顯示,在俄羅斯,誤診是12%的住院死亡事故的原因。美國德克薩斯兒童醫院一名新生兒出生不久被送進重癥監護室。由于護士疏忽,輸液管未被固定在床邊,結果在不斷翻滾的患兒脖上纏繞,導致患兒窒息身亡。

由此可見,醫療事故即使在醫學比較發達的國家,也時有發生,有的還相當嚴重。

患者如何維權?  

調解是有效辦法,打官司往往曠日持久  

病人發現自己被誤診怎么辦?  

由德國法定醫療保險最高聯合會資助的德國獨立患者咨詢服務處,自2006年成立以來,專門為患者提供免費、中立且獨立的咨詢服務。其柏林分處工作人員米夏埃拉·施瓦伯向本報記者介紹,病患可以通過三個渠道為自己維權。

第一是向自己的醫療保險公司尋求幫助。“所有的醫療保險公司,都有針對醫療事故提供咨詢的服務處。病患懷疑自己被誤診后,可以第一時間聯系醫保公司尋求幫助。”

第二是向誤診醫生所在的醫生協會的調解處提出申訴。調解處通常會成立專家組對事故進行鑒定調查,從民事糾紛的角度在庭外調解醫療糾紛。“通常一個申訴需要一年半的時間才有結果。”

第三,如果庭外調解無果,還可以訴諸法律,起訴醫生。但此類訴訟,一般要等上三年五載才有結果,比如今年8月18日在波恩結束的一起訴訟中,女病人去世已經4年,才最終裁定其死亡是醫生誤診導致。

“前兩個渠道免費,且進程相對較快。但如果權利依舊無法得到維護,法律永遠是最后的保障。”施瓦伯強調說。

日本設立了獨立的醫療事故評價仲裁機構和醫療賠償責任保險制度。一旦發生醫患糾紛,患者可通過國民生活中心幫助協調,與醫院達成和解;也可通過醫事糾紛處理委員會走仲裁或法律程序。

俄羅斯的患者如果認定自己的健康或生命受到醫療事故的侵害,可以向相關醫院或其上一級領導部門、當地司法機關和醫保機構提出索賠。對于診療過程中的侵權事件,患者也可以向俄羅斯衛生監察機構投訴。曾有網友在圣彼得堡目睹救護車護工粗暴搬運昏迷中的病人,就用手機拍下并傳到網上,衛生監察機構發現后立即對那家醫院進行調查。

調解,也在美國普遍運用。根據美國法律規定,醫務人員和醫院都要購買醫療責任險,患者也要購買醫保。一旦出現醫療事故或差錯,雙方的保險公司會出面,減少醫患直接沖突。由于醫藥費多由保險公司支付,保險公司也會對醫療過程進行監督。患者利益受損容易得到專業鑒定,患者可通過各種途徑得到賠償。

據美國朱氏國際衛生管理顧問服務公司首席顧問朱曉偉介紹,出了醫療糾紛,醫院門診部的主任辦公室會先與患者或家屬充分溝通,如溝通無效,律師便會出面,再由醫院的風險管理部門負責調解或出庭應訴。各州的健康署也都設有投訴辦公室,可對醫生直接罰款甚至吊銷其行醫執照,還會將處理結果在健康署的網站上公布,患者在選擇醫生時可以查到案底。有劣跡的醫生也會被美國醫師協會列入黑名單,從此不會被美國境內任何醫療機構聘用。前述德克薩斯兒童醫院事故發生后,醫患雙方律師選擇調解途徑進行了賠償。“目前,美國85%的醫療事故選擇調解、仲裁等非訴訟途徑,省時又省錢。”朱曉偉說。

如何融洽醫患關系?  

加強溝通建立互信最重要,明確醫患雙方的義務和權利  

緩解醫患矛盾的關鍵,在于醫患間加強溝通,建立互信。這是各國的普遍共識。

“患兒死亡,你怎么告知他的母親?”美國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把如何同患者家屬溝通,作為兒科學實習畢業考試的題目。

醫學不只是科學,更是人學。美國醫學院校聯合會2012年對醫學生入學考試進行改革,提出“同感心”是醫患關系的“脊柱”。

朱曉偉說,有次在休斯敦醫療中心就醫時因候診時間過長而很惱火。護士見狀,趕緊上前解釋安撫,他火氣頓消。“醫患關系緊張時,不是醫生本人在應對,而是一個團隊。”朱曉偉介紹說,除了有護士從專業角度為患者答疑解惑、提前消除隱患外,醫院還有具備碩士學位的社工,可幫助患者解決各種困難。如陪患者聊天、幫患者購買日用品,甚至還會為無力支付醫療費的患者找聯邦政府或州政府埋單等。

美國西頓霍爾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寧認為,保護病人隱私和尊重每位患者,是建立醫患互信的前提。他舉例說,某著名球星曾化名入住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,一些醫護人員好奇地想知道他得了什么病,便通過醫院的計算機系統查看了他的病歷資料,被醫院發現后全部被開除。在美國,醫生在接觸病人的身體前,一定要先征得病人同意,尤其是如果要檢查隱私部位,一定要先告知病人:“我現在要聽你的心肺、摸你的腹部,可以嗎?”

在俄羅斯,醫務人員言語粗魯也可成為患者申請維權的理由,因此醫生十分注意運用得當的工作用語。為了和患者拉近距離,醫生問診的第一句話不是“您哪里不舒服?”而是“我們哪里不舒服呀?”診療間隙,醫生還會和患者聊聊家常。俄羅斯一家牙醫行業協會網站刊文指出,醫生在與患者交流時要多用平實易懂的詞匯,少用難以理解的專業術語。醫生要格外注意患者心理。例如,要說“準備牙齒組織”,而不要說“鉆眼兒”,否則容易引起病人恐懼;要說“勤來診所會對您的牙齒有好處”,而不能說“牙壞成這樣都怪你自己不常來”;要說“這種療法對很多有同樣問題的病人都很有效”,而不能說“你這個問題就得這樣辦”。醫生說完,一定要跟病人確認是否明白,對排長隊才看上病的患者一定要說“感謝您的耐心”。

日本醫師會有關醫療倫理的手冊中,對醫生的義務和病人的權利做出了明確規定。比如,病人有對自身病情和治療方案的知情權,即使病人身患癌癥等重病,醫生也必須如實告知。為了減少醫療事故,厚生勞動省建立了醫療事故數據庫,成立了由醫生、律師、民間組織代表參加的醫療事故信息研究會,研究會的主要任務是對全國醫療事故有一個準確的把握、研究如何預防事故、查明事故原因以及準備重大事故發生時的應對預案。

保證醫生的合理待遇,使醫生心無旁騖地服務病人,在一些國家也非常重要。

美國醫生的職業門檻高,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高,違反職業道德的代價也很高,因此,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崗位,不易因“紅包”等蠅頭小利而鋌而走險。在日本,除了議員、教師、法官外,醫生是少數幾個被尊稱為“先生”的職業之一,可見醫生的社會地位之高。日本是個講究“感謝文化”的社會,術后患者給醫生遞紅包,法律和行政上并無明令禁止,但醫生不會因患者不給紅包而影響治療,也不會主動索取紅包。對一些德技雙馨的醫生,患者還會自發組織后援會,給予醫生以口碑等方面的支持。

如何防止和對待“醫暴”事件?  

嚴格按程序人性化行醫,暴力事件第一時間阻止  

從根本上保證醫患之間的正常關系,避免“醫暴”事件,需要醫生從自身道德建設出發,嚴格按程序、人性化對待每位病人。

在日本,醫療知識的普及程度很高,政府幫助民眾成為“聰明的患者”。47個都道府縣和61個市區都設立了醫療安全支援中心和380個咨詢窗口,由醫生、專家等坐鎮,幫助解決患者在就醫過程中遇到的困惑。

德國患者安全聯盟主席赫德維希·弗朗西斯科—凱特納表示,德國醫療機構如今有個普遍問題,即往往把自身經濟利益放在首位,卻過少考慮患者的實際利益。娜塔莉·夏馬的丈夫是一名眼科大夫,她對德國醫生的普遍醫德水平表露了擔憂:“以柏林為例,醫生越來越像商人,他們關心的不是如何更快治病救人,而是如何找到具有一定療效但卻治愈緩慢的方式,盡可能拖延病人的治療時間,為自己謀取更多利益。” 2013年2月,《德國患者權益改善法》正式生效,要求醫療過程面對患者和公眾全面“透明化”,并規定所有醫保公司都必須設立醫療事故管理部,為保險人擬定醫療事故陳情表和賠償要求等。德國最大的法定醫療保險公司aok公司新聞發言人米夏埃爾·貝納特克告訴本報記者,早自2000年,aok就設有類似部門。如今,aok提供專業的醫療事故服務團隊,幫助保險人分析并收集能夠證明醫生誤診的事實依據,還可以替保險人出面,要求醫生和醫院出具所有本人的醫療記錄和其他相關文件等。

合理配置醫療資源,方便病人就醫,能夠為融洽的醫患關系創造良好環境。醫學博士汪先恩在日本行醫多年,他認為,日本的醫患關系總體比較和諧,這和日本的醫療體系設計密切相關。主管醫療福利事業的日本厚生勞動省會根據各地人口分布結構,對醫療資源進行合理分配。日本的綜合醫院平均床位數在400張左右,大型綜合醫院也不過千張左右。醫生每天接診數一般不會超過20人,以保證醫生有充分時間和病人溝通。日本實行全民醫療保險制度,患者個人只需要承擔30%的醫療費用,對老幼等特殊群體還有更多優惠。日本沒有像英國那樣實行家庭醫生首診的分級醫療制度,病人可在全國范圍內自由選擇醫院。但大醫院并不一定是患者的首選。因為日本大學附屬醫院只是一個培養醫術的地方,而不是終身行醫的場所。醫生們在大醫院學到技術后,通常會選擇去收入更加豐厚的地方醫院行醫或自己開業,也可以選擇多點執業。大醫院對個人診所或小醫院介紹來的病人,也會給予診療費用上的優惠。這就保證了醫療水平的均衡和資源的合理配置。

俄羅斯醫院在硬件上重視體現人性化的醫護服務。醫院的候診區備有飲水機,條件較好的醫院裝有電視,甚至還有工作人員專門安撫病人。診室相對封閉,一次只準一名患者進入。即使診室里發生了不愉快,也不會感染到外面候診的人。醫生也可以花幾分鐘時間調節情緒后,再面對下一位患者。

為防范惡性暴力事件,美國各醫院會雇傭警察負責安保,其薪酬福利由醫院支付。他們24小時持槍值班,緊盯遍布各處的幾百個監視器,巡查各角落。發現“醫鬧”,不問理由先抓人帶走,鬧事者會因危害醫療秩序被捕甚至被判入獄。在日本,對“醫鬧”及破壞就醫環境的行為,警察會在第一時間制止。

美國的就醫流程也讓鬧事者難以下手。據美國朱氏國際衛生管理顧問服務公司首席顧問朱曉偉介紹,患者就診時,先由護士領到檢查室,測體重、量血壓后,才到診療室,換上檢查服等候醫生。診療室門外有三色貼條:“紅色”表示醫生正在接診,不要進入;“黃色”代表病人在做準備,不能進入;“綠色”顯示病人準備好了,在等醫生。在整個就診流程中,“兇器不好帶入,行兇后也不易逃出”。

俄羅斯的“醫鬧”事件不多,肇事者主要是精神病患者或醉酒的患者,事后會被嚴格依法懲處。今年4月,加里寧格勒州小城涅曼的一家醫院里,一名醉酒患者毆打護士被判賠償15000盧布(約合220.5美元)并處以從事180小時社會服務。俄羅斯的醫生主要依靠建立行業協會、購買商業保險等維護自身權益。一些醫院也會舉辦講座和培訓班,提高醫生應對各種意外情況的能力。

(本報記者李曉宏、馮雪珺、田泓、曲頌)

版式設計:劉 慧 蔡華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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